舍不得离开的日本青年:只有练汉语才能释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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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北京西苑地铁站,小松洋大在附近的便利店里买了瓶饮料,刚拧开喝,就感觉有人拍他肩膀:“您,是日本人吧?”

小松洋大差点喷出来:“是,我是。您是?”

“我就知道!”对方激动了,“我,球迷!国安的!在贴吧看见您的视频了。您北京话说得特好,会打快板儿,特喜欢姆们(注:北京方言,我们)北京!那什么,我能跟您合影吗?

小松洋大这才意识到:“原来我真火了。”

今年春夏,一个视频网站把小松在北京留学、求职的北漂经历,拍成了一段六七分钟的短视频。这一视频在网上发布之后,被国内网友疯狂转载。大家惊叹于小松洋大那口地道的北京话,也被他对中国的那份留恋所感动。

只有练汉语才能释放自我

从2010年春天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开始,小松洋大在北京生活了8年。

从18岁到26岁,在这座城市里,他求学、求职、求婚,北京是他长大成人的所在。“要是当年没来中国,我估计早就已经死了。18岁时,就自杀了。”回忆起当年的自己,小松洋大认真地说。

那时,小松洋大在日本横滨的一所高中读高三。在日本,高考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和中国高三学生一样,小松洋大也面临巨大的高考压力。日本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睡4小时就能考上心仪的大学,每天睡5小时就会名落孙山。由此足以看出日本高考考生面对的压力。学校压抑的气氛,再加上和好朋友的一次激烈争吵,小松在学校彻底发作,把教室砸了个稀烂。

虽然有个别老师对处于叛逆期的小松表示理解,但班主任还是暗示让他退学,甚至想送他去医院精神科看病,这让小松很受伤。

同学们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道歉,“女同学们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小松硬着头皮挨到高三毕业,整个人更加压抑和封闭。“感觉那个环境,就不给人犯错之后改的机会。”

那段时间,在小松的妈妈看来,儿子唯一能释放情绪的渠道,就是练习汉语。只有在家练汉语的时候,他才能展现真我,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小松洋大就读的高中在横滨的中华街附近,学校里有不少华裔子女,因此专门设有汉语选修课。小松虽然父母都是日本人,但他从5岁起就喜欢看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电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因此成为学校汉语选修课堂上难得的“纯日本学生”,并且比其他同学都刻苦。

尤其高三那年,在其他同学为应对高考疯狂刷题时,小松则把学习的热情全都投注在根本不计入成绩的汉语选修课上。

放学后,多数同学都去补习班继续上课,他则去找汉语老师练发音。每天至少练两个小时,还让老师带他参加汉语演讲比赛。

那次汉语演讲比赛的题目是《抬头向前走》,要求参赛选手们阐述自己遇到挫折后怎样克服并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正符合小松当时的心境。而他当时没意识到,帮他抬头向前走的,正是“学汉语”这件事本身。

比赛结束后,作为评委的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鼓励他来中国留学,专门学习汉语。

小松回家跟父母商量此事,却遭到了反对。因为在那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中日关系异常紧张。小松的爸爸是一名时政记者,对国际局势很敏感,他担心儿子在这种时局下到中国留学可能有风险,明确表示反对。

“架不住我跟他们死磕。”小松用一口北京土话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连续几个月,他一遍遍地跟父母述说他对中国的向往。他甚至把自己小学二年级的美术作业翻出来给爸妈看,在那上面有他照猫画虎写的汉字。日本小学二年级学生普遍还没开始系统学习汉字,而小松已开始懵懵懂懂地学写汉字。

磨不过儿子,父母终于同意。2010年4月,小松洋大如愿来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汉语。

来中国后,我把自己打开了

虽然初来乍到,但小松洋大对北京并不陌生。他高中时的汉语老师就是北京人,小松听他讲过很多北京的往事,也很熟悉绵密的北京话。

来北京之后,令他印象深刻的,除了北京的大,就是“这儿的人都特别有人情味儿!”小松的卷舌儿化音说得非常地道。

小松的好朋友杨超告诉记者:“小松还揉核桃、盘串儿,范儿比我们这些北京南城人都正。”

小松洋大从初中开始学架子鼓,到北外上大学后也摸索着加入了一个音乐类社团。中国同学们对他都很友好。虽然社团主要演奏民乐,但随着他的加入,乐队也编排进爵士鼓的表达元素。老师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带着他参加演讲比赛、辩论赛、才艺比赛,为他创造各种表达自我的机会。

小松洋大曾在一次校内的留学生才艺比赛中担任主持人。由于他汉语说得好,一位来观赛的北京京剧院老师看中了他,问他要不要学唱京剧。老师教他学丑角,带他练了《法门寺》《报灯名》等名段。中国曲艺文化的大门,由此向小松敞开。“整个练习过程,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当然是特别难,但练的时候我很舒服。”

在另一场留学生才艺展示中,小松洋大初次登台,演唱《法门寺》中丑角贾桂的念白,唱到一半却忘词了。“彻底砸挂了。”小松像很多人印象里的日本人那样,不允许自己犯错,他急哭了。可没想到,京剧老师根本不当回事地安慰他:“别放心上,很正常,第一次上台都这样。”

民乐也能加入架子鼓,戏唱砸了也还有机会。小松洋大说,他逐渐感到中国人的灵活和宽容。“之前在日本,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是一根筋、认死理儿;犯了错,就不再给人机会;一旦失败,总会被人白眼儿对待。大家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做什么事都认真到极致。这样逐渐形成习惯,给人感觉做事很磨叽、活得很压抑。”小松说,“可是来中国这些年,我逐渐把自己给打开了。之前我总好像是憋着一股劲儿,也不爱说话。现在不了,想做什么就做,有什么想说的就说。”

于是他不光学唱京剧,还学说相声。小松打听到,相声名家丁广泉每周六下午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相声培训班——“快乐课堂”,便也摸过去跟着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快板名家姚富山,正式拜他为师,学习快板。

姚富山同期收了12个徒弟,小松洋大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小松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认真,比中国徒弟认真。”姚富山说无论什么时候给小松布置作业,小松都能按时完成。

刚开始学快板时,小松比学汉语时还上心,每天练6个钟头。姚富山对他的要求也是专业水准的,并不会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有所降低。

放飞自我后的小松洋大,用姚富山的话来说,“甚至能‘没脸没皮’。人家在各种场合随时随地都能打快板,恨不得走大马路上都能打。走到哪儿练到哪儿。”小松的快板师弟感叹说:“师哥的板儿和北京话比我们的都好。他一张嘴,我们都不敢说话了。”

学了北京的地方曲艺,小松洋大反而被姚富山要求纠正他那口北京话。小松的北京话卷舌和吞音模仿得极地道。

来北京后,他最爱吃涮羊肉。提起涮羊肉,他会把“特好吃”说成“套吃”。姚富山说这不行,“唱快板要用普通话,否则外地观众听不懂。”

类似的要求,小松在北外的汉语高级口语老师夏菁也提出来过。“小松用的词太市井了,不利于他在考试时拿高分。”小松会把好朋友称为“瓷”。这种北京土话,小松来自其他省份的中国朋友都听不懂。口语练习时,小松把“用餐”说成“撸串儿”“吹瓶儿”,让夏菁哭笑不得。“他的语言都很生活化,但是不适用于考试,他高级口语之类考试的成绩并不高。”

给夏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松洋大在汉语水平考试(一般简称为HSK)时回答的一道口试题。题目要求考生阐述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标准答案需要考生用到价值观、人生追求等抽象的词汇,可小松回答的竟然是:“对我来说,人生就是六个字儿:怎么着都不成。”

“怎么着都不成”

“怎么着都不成”,小松洋大告诉记者,是他听歌星大张伟的爸爸说的。而这六个字,用来形容自己研究生毕业后的求职生涯,似乎相当合适。

小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了4年汉语言专业的本科后,又接着读了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尽管求学时一直很快乐,毕业后求职却面临种种不顺。他先是回日本和朋友一起创业,半年左右就“黄”了。随后他回到中国,却发现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小松洋大说他最理想的工作是教汉语。他读研究生期间,学校要求他们有教汉语的实习经历,他就去帮在北外读本科的日本留学生补习汉语。这些留学生在大二大三期间,要经历一次重要的汉语考试,往年都有一定的挂科率,但小松帮他们补习了半年,这届同学全部通过,一个挂科的都没有。

那是小松最骄傲的经历之一,“从那以后,我真的彻底找到自信的感觉了。”

小松洋大在北京待了8年,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可在北京,谁需要一个日本人当汉语老师呢?小松洋大找不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只能吃老本,到留学中介机构去教中国学生说日语。

但由于种种限制,公司不能给小松办工作签证,甚至无法提供五险一金等保障。这么耗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还有生计的压力。在北京租房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开销。对小松洋大来说也一样。他毕业后,先是租到距离母校不远、位于西三环附近万寿寺附近的老房子;和一位东北姑娘结婚后,俩人为了住宽松点,搬到西北五环以外的永丰。即使如此,房租也要占工资的近一半。

他希望自己能扛住。他舍不得离开北京,他舍不得跟他学日语的学生,更舍不得教他快板的姚富山老师。可是,家庭的压力还是把小松洋大拽回了日本。

两年前,小松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前,病了3年,都是母亲和两个妹妹照料,小松感觉对家里一直有所亏欠。现在两个妹妹陆续工作,也有了各自的生活,剩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小松放不下,终于决心回国回家。

讲述小松洋大北漂生活经历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小松身边的朋友,包括好多热心的陌生网友,纷纷给小松提供各种工作机会,想帮他留在北京。

可为了母亲、为了家,他去意已定,已经开始寻找日本的工作机会。他希望自己回日本,仍能和在日华人共同工作。他甚至担心如果回去就置身满是日本上班族的环境中,自己能不能适应。

“我想回到日本,去学校里工作。现在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多,我想照顾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小松说在中国教了几年日语,他很喜欢中国的学生,“因为他们纯、活泼、开朗。我让他们念课文,他们都念得特别大声儿。在日本,很少有学生这么大声地说话,大家都轻声细语、小心翼翼,很压抑。”

而对小松洋大来说,更理想的工作,是教日本学生说汉语,他想让日本学生也能大声地念中文课文,引导他们更加开朗一点。“我想改变日本孩子的压抑,让他们别再像当年的我一样,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留恋在中国看到的一张张笑脸

这些理想的工作都还没找到,预定于8月的归期却将至。而比起找工作,趁回国前这几个月,小松洋大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自己未竟的事业上——唱快板。

这两个月里,几乎每个周末,小松洋大都随姚富山等人到各处演出。演出的场子都不算高大上,多是社区,或者区文化馆之类的。观众也就是附近居民:大爷大妈和不太懂事的小孩子。这些场子很远很分散,有时在北京最东北端的郊区密云,有时在最东端的通州,对于租住在西北六环附近的小松来说,单程都要超过两小时,往返近百公里。

小松不以为意,每个周末都乐颠颠地坐着公交车前往。“你问我跑这么远值不值?我觉得特值!北京说相声、唱快板的,海了去了,能轮到我这样的外国人有表演的机会,真的不容易。”小松洋大说这些演出多数没钱,对他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听到观众在自己表演间隙为他叫好。

“听到别人给我叫好儿,真的特别享受。这是对我的肯定,会让我觉得,活着,真好!特别有存在感!”小松洋大告诉记者,离开北京,让他最舍不得的,不是牛街的酱牛肉或者东直门的涮羊肉,甚至都不是自己的学生和师父,他最舍不得的就是这叫好声,“我要有很久都听不到了”。

离开北京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几乎每个周末,小松洋大(左)都和快板师父姚富山在北京的各大小舞台演出。

他也想回到日本仍然能表演快板,也答应姚富山要把这项中国的传统曲艺文化传往日本,让日本人了解快板艺术,甚至希望能教几个感兴趣的日本孩子唱快板。但那叫好声,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听不到了。“在日本,人们不太会这么直白地表达。大家总是会考虑,自己的表达,会让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然后就干脆什么也不表达了。”

叫好声,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拉近了小松洋大和中国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他留恋这份亲切,留恋在中国看到的一张张笑脸。

“就连在公交车上,大家也都是笑么唧儿的。”小松对记者说,“日本人见面也微笑,但都是礼节性的,不够亲切,反而让人觉得两个人的距离很远。在日本,人与人之间虽然有礼貌,但是太有礼貌了,相互之间显得隔阂、生分。”

日本年轻人之间交流用的即时通讯APP多是LINE,但小松洋大不用,他用微信,也让自己在日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手机上安装微信。

下决心要回日本后,他把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改成中国国旗。他并不介意中日两国的家人和朋友怎么看待他对中国那份说不清的感情,“我就是想提醒自己,别忘了在中国学到的那些东西。”

文章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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